77岁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曾设计过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和北京国家大剧院，最近他出版了一本建筑回忆录。他认为“建筑师要做项目的奴隶，而非国王。”翻看保罗·安德鲁作品集，有一长串能让人津津乐道的建筑：巴黎拉德芳斯大拱门、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馆、英法海底隧道法方终点站、法国戴高乐机场、上海浦东机场，还有让他在中国备受争议的北京国家大剧院。

最近这位77岁的老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建筑回忆录《保罗·安德鲁建筑回忆录：创造，在艺术与科学之间》，书中，他以诗样的语言回忆了自己在世界各地设计和建造的项目，也如哲人一般试图探讨建筑同其他艺术形式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3月26日，保罗·安德鲁来到上海，就新书在创智会堂举办了一场演讲，并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1967年，29岁的保罗·安德鲁还只是巴黎机场公司的一位新人，却被委以重任设计当时巴黎最大的建筑项目——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这简直超出我的想象！”回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处女作”，安德鲁仍觉得不可思议，“我恰巧在那个位置，恰巧有这个机会，而我抓住了。”但幸运不会无缘无故地眷顾谁，在设计航站楼内部通行场地的过程中，安德鲁和底层的结构负责人一起实验计算，推翻了原有的设计方案，减小了施工难度，最终新方法得到了机场经理的认可。

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的成功让安德鲁年纪轻轻便成名，之后他在巴黎机场公司呆了将近四十年，几乎成了机场建设的专业户，这种“忠诚”与“稳定”在当下建筑师中也并不多见，安德鲁告诉澎湃记者，“我当然有想过退出，想过改变，想去小乡镇做项目，但是当我完成（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的时候，二号航站楼就开始（投入计划）了，之后又是别的项目，就这样一个接一个……”

尽管长期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安德鲁却一直在开拓新的地点新的挑战，“埃及可不可以？成，那就去。日本呢？日本也不错。中国呢？好啊，那就浦东吧。”

孟加拉达卡、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埃及开罗、文莱、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国三亚和上海、智利圣地亚哥、菲律宾马尼拉、迪拜，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安德鲁设计了五十多座机场，遍布世界各地，每一次他都试图在结构、材料、规划或是相应的文化属性上做出创新。“如果我一直呆在戴高乐机场，我会变得愚蠢，所以我到处看，和不同的人工作。这种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成就了现在的我。”安德鲁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读莫言和余华是我了解中国的方式

这份“到哪儿都想试试”的心态也为他赢得了北京国家大剧院的竞标，回忆起这个他投诸了整整十年经历的项目，安德鲁说有太多故事和细节都历历在目。“我记得有一天偶然看到China Daily上一则关于国家大剧院的公开竞标，我就和清华的朋友说要不我们试试吧。一开始我完全没想到我能赢，只是抱着有意思的心态。第一轮过后，我们入选了，唔，好吧。第二轮，只剩5家（设计单位）了，我开始想，说不定我能赢呢。后来，我赢啦。”

国家大剧院

从1998年4月21日的第一张稿纸，到2007年9月5日画的最后一张图，十年努力带来的却是争议甚至是谩骂。人们指责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与周围的人文环境不相协调，还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将这座建筑戏称为“巨蛋”，“中国沦为国外建筑师试验田”的论调也由此时开始。

现在回忆起当时为自己争辩的过程，安德鲁说，“有一段时间真的非常艰难，但是我从未怀疑自己。大剧院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争斗，但这是正常的，新颖的东西常常令人感到不安。反而让我不确定的是工程的质量，所以我一遍遍地为此努力，但人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安德鲁特别指出，要为项目而非为自己争辩，“建筑师要做项目的奴隶，而非国王。”

被问及在设计这个项目时是否了解中国的文化以及是否清楚其选址意义，这位一向不急不缓的老人微微加快了语速，“我当然知道，我知道的足够多了。”他说自己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并非通过数字，他也不懂什么朝代和帝王，但他会在城市里晃荡观察，他读莫言、余华和更老一些的中国小说，他和许多中国人一起工作。“至于大剧院的位置，我一直都清楚它有重要的意义。有无数人问过，我你有没有从紫禁城的历史建筑和天安门汲取过灵感？对不起，没有。”他希望自己的设计能用新的方式融合周围的环境，不模仿但保持个性。

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是安德鲁的第一个项目，北京国家大剧院是他最近的一个项目，两者都采用圆形，一头一尾，如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循环。安德鲁自己坦言这两个项目对他而言意义非凡，“我不会说我一定值得，但是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而它们就迎面来拥抱了我，这要有一点点运气。我不知道未来还会不会有第三件这样的项目。”

为什么偏爱圆形和曲线，被问及此，安德鲁开始“耍赖”，“我也不知道，我在草图本上本来画着直线，不知不觉就变成曲线了。”想了一会，他又说，“可能是因为圆象征着一种保护吧。我常常想象一个故事，是关于在母亲的子宫里，而我还保有着当时的记忆。”

曾有一度建筑史上几乎看不到曲线，而现在人人都视曲线为流行。安德鲁的建议是：如果要做曲线，就做一条优美的曲线；如果要做直线，就做一条优美的直线。好的直线胜过不好的曲线，毕竟建筑物的质量不是靠直曲来决定的。

读者亦是作者

不同于书里的优雅、充满哲思的作者，见到安德鲁本人倒是多出几分鲜活和法国人特有的幽默。摄影师给他拍照时，他说“拗造型”太不自在，便要记者不停和他说话。看到照片中自己不笑的样子显得微微狰狞，他用手一指大惊小怪地说，“哇，弗兰肯斯坦！（玛丽·雪莱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科学怪人）”

安德鲁说自己算不得是个善于社交的人，没什么朋友也不属于任何小团体。他喜欢交流，但不是绞尽脑汁说明自己建筑设想的交流，比起这些，他说自己更喜欢讨论漂亮的衣裙、眼镜、科学，诸如此类。

保罗·安德鲁的老朋友、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员的总建筑师吴耀东说：“读安德鲁的书，让人想起他的法国老乡蒙田，亲切，娓娓道来。”快300页的回忆录不分任何章节，一度让编辑无从下手，可是全书却不给人无法喘息的紧张感，伴着100多张他手绘的建筑草图，这本书可以从头读到尾，也可以随意翻开一页就读，保罗就这样娓娓道来。

他优美的文笔和字里行间对生活的思考让这本书读来像是出自一位专业的散文家之手。安德鲁笑着说，我确实想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但我不是把写作当做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或是仅仅让别人知道我的想法，我只是感到有写作的需求。

蒙田、略萨、巴尔扎克、兰博、魏尔伦……广泛的阅读让安德鲁成为一个“好作家”。关于写作，安德鲁的观念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留白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不喜欢加过多的描述，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一些空白的地方让读者来填写，从而成为他的经验。我留出一些缝隙，让你、你、还有你来侵占填满，这样才是完美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者也成为了作者。

在他看来建筑也是一样的，“我不会试图传达什么信息，也不想改变人、控制人，最棒的建筑就是让人们在其中快乐便快乐，悲伤便悲伤，成为自己。”

安德鲁在中国有新的项目正在筹备，但此行他还不愿意透露。北京国家大剧院以后，安德鲁接的项目开始逐渐减少，他说现在可以开始试着平衡建筑、写作和绘画之间的关系了。“我已步入暮年，是时候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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